岳 奎 郭 倩│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2021

《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摘　要：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中共意识到仅有抗战行动还不够，还需在根据地以外进行自我引介，及时宣传自身的抗战主张，从而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1937年12月，中共决议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专门负责宣传中共抗战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共抗战之进程以及联络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统区通过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积极组织和参与外事活动，向外界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港澳侨胞、华人华侨及外国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援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1938年10月，因武汉沦陷而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时有力地塑造、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引领者的形象。

作者简介：岳　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郭　倩，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一般意义上讲，政党形象就是一个政党在其党内成员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综合印象和总体看法。政党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最有效的政治实体”，形象问题关系着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土地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被国民党诬称为“共匪、赤匪、强盗、暴徒”；抗战期间，国民党则刻意贬低中共的抗日努力和人民军队的抗日功绩，称“共产党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目前希望他们打日本人也只能是奢望”，经常污蔑中共领导下的边区是“罂花满地”“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基于当时国民政府名义上的合法政府地位，又掌控着国家宣传机器，这些污蔑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的国内和国际形象造成了损害，也产生了诸多误解。面对国民党的肆意造谣、抹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及时予以回击，解释和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以及塑造自身的形象就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1937年12月，武汉逐渐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特设中共中央长江局。一方面负责在国统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指导、发展南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另一方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仅推动了国共两党高层谈判的连续举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恢复建立了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完成了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的任务，掀起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不仅为这一时期抗战新局面的开创作出了贡献，还为此后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还非常注重中共的形象建设，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国内与国际形象。目前，学界对1937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研究成果还不算丰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近几年，对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的研究，学界几乎未曾涉及。本文则着重结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进行抗战宣传的举措，管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探讨其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救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期对当下中国共产党及国家形象塑造、传播问题有所启示。

一、中共中央长江局

的成立及其组织结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号召“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团结一切抗日救亡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多次与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抗战的热潮逐步形成。但由于敌强我弱及国民党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抗战在1937年底仍处在敌攻我守的阶段。当时的国共合作虽已形成，却没有共同纲领，未确立合作组织形式，统一战线不够巩固。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充分发挥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领导作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只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全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会议确立的全面抗战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走向全国发展战略的根本指针。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组织仍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及南方各小块红军游击根据地，难以适应全国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抗日战争的需要。1937年10月，毛泽东更明确地向全党指出，为使中国共产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发展和巩固自己，争取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活动的可能“下山”，以使中共“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开辟中国共产党在长江流域的工作，在洛川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长江沿岸委员会实际上由在南京的秦邦宪主持工作，主要肩负起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的这一历史使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也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及时转到战区和敌后，以发展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由于全国的抗战中心很快由上海、南京转向武汉，武汉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地方走向全国这一发展战略任务新的担当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抗战的新形势和共产党内的新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成立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等负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等负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12月23日，这两个机构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最终决定将这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设立了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宣传部、党报委员会等。为了使全部工作有序进行，长江局内部实行了统一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由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长江局在实际工作中难免出现缺点、失误或错误。但是王明对国内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主要精力用在写文章和对蒋介石的谈判上，整个长江局工作的全面又具体的领导重担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因此，长江局实际上形成了以周恩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使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的战略任务，积极地展开工作和斗争。长江局继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之后，进一步肩负起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任务，要直接在国民党统治区同仍然具有两面性的老对手打交道，区别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及其发展变化，不仅要团结友军，还要坚定地发展壮大自己。该机构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代表中共中央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以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领导南中国各省党的工作，推动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三是组编新四军，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聚集和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积极支援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也多次派出骨干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充实工作队伍。简而言之，中共中央长江局肩负着既要联合友党又要坚定发展自己的双重任务。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成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中国共产党由“立足一隅”到向全国发展这一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必须争取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权，力求成为能肩负起全民族抗日战争领导重任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在全国获得公开合法地位，还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但在国民党长期的新闻封锁与歪曲宣传之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外界所熟知，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了解十分有限以致产生误解。由此，中国共产党必然将宣传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从长江局组织机构的内部设置看，成立之初已成立了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这两个机构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又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国际宣传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从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的组织机构可知，其宣传工作面向国内及国际。国统区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局限于国民党的舆论传播。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大致始于1936年。当时的美国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封锁，前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考察。1936年11月14日，斯诺在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一文及《毛泽东在保安》的照片。之后，《大美晚报》等在华英文报刊相继刊载了斯诺的一系列通讯报道和采访照片。1937年，斯诺经过几个月的整理与撰写，其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面世，斯诺将实地采访的所见所得，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及许多红军领袖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需要向全国及全世界进行自我引介。走向国统区，乃至走向世界，才能扩大自身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将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方针就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与国民党继续谈判，还联合国民党上层、地方实力派、民主中间派等。此外，中共中央长江局十分重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开辟海外统一战线，以打通援华通道，争取国际社会和海外侨胞的支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成立，大大拓宽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空间。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新的有利条件，意识到不仅需要从根据地走向全国，在国内塑造其抗战救国形象；还需走出国门，塑造抗战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支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为自身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写下了重要一页。由此，中共中央长江局肩负起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政策主张，进而塑造及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重任。

二、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

及中共积极抗战形象的宣传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争夺舆论阵地。马克思在创办《新莱茵报》时就明确指出，报刊的目的在于“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恩格斯也讲到，即使是一张“很小的报纸”，也是非常必要的，也表明了党的存在。恩格斯明确指出，党报党刊的任务是要忠实地宣传党的观点、捍卫党的观点，要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错误观点，要组织讨论、论证党的观点的正确性。国民党一直以来都实行统治舆论、垄断舆论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国民党中宣部主要官员邵力子等人执笔撰写的《抗战与宣传》一书，即公开宣称“战时宣传必须受到统制”。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逐渐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党报党刊提供了根本的条件。中国共产党认为未能经常公开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难以形成自己的舆论阵地，深切地感到在国统区筹办党报党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毛泽东主张发挥媒体的功能，准确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要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要坚持持久战。媒体要向国内国外、前线后方广为宣传与传播。媒体要揭露“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时，提出要求国民党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宣传任务。1937年10月，毛泽东强调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和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一)《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创刊与发行为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的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利用合法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公开的全国性党报党刊。1937年12月23日，长江局会议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由潘梓年负责《新华日报》，华岗负责《群众》周刊，任泊生负责出版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报刊，是国共争夺舆论话语权的体现，《新华日报》在武汉的创刊活动，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当时武汉已有20多家日报、晚刊，其中大多数受到国民党控制。蒋介石虽在口头上应允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事实上却仍然加以阻扰。当中共到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申请办理出版登记手续时，蒋命其亲信陈立夫、张道藩授意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借故拖延阻扰。最终在周恩来等人的沟通协调之下，《新华日报》才得以成功发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内部环境也不稳定。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书记，分工主管的是党报工作。王明利用党报委员会主席的职权，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吹嘘自己的主张和言论，借口文章太长不予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王明还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等。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但由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党中占据主导地位，周恩来等切实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王明的错误有抵制，各省委拥护和执行中央的指示，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王明的影响不大。尽管《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所处的内外环境面临一定的困境，但是，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得以正常发刊及运行。为发挥报刊“抗日舆论工具和号角”的作用，原新华日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许迈进曾回忆道：当时办报的认为“一定要把党的声音传播给国统区的人民”。1937年12月27日，长江局会议决议提出增加经费，迅速将印刷厂办好。1938年1月7日，长江局会议决议：“为充实《新华日报》的内容，扩大党的影响”，长江局“同志每周做一篇文章”。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提出：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以致党员同志不了解党报的作用。《新华日报》刊发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各地方党部应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新华日报》，以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具体的做法为：1．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应尽可能订一份《新华日报》，并帮助推销和发行；2．帮助建立通讯工作；3．帮助建立读者会。1938年1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会议根据长江局12日的指示，制定了省委1个月的工作计划，规定帮助全省各级中共组织建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通信网，培养群众通信员90人，建立15个代销处，组织10名工人推销员和5个读者会。就当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受众而言，学生、工人及机关职员是其主要读者。张红春指出：“有24%的学生、19%的工人、17%的机关职员、11%的店员和救亡团体的工作者，5%的军人和自由职业者，还有2%的外籍读者。”(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宣传及塑造中共正面抗战形象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核心领导人，同时又是党报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亲自指导了“两报”的办报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依托“两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抗日主张进行大力宣传。这对塑造及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正面形象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揭露日军暴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展现出积极全面抗战的姿态。运用报刊揭露日军暴行是中共采取的主要方式之一。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其所到之处，即伴随着国土沦丧及疯狂的烧杀抢夺，日军实施暴行的范围随侵略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关于日军暴行的文章时常见诸《新华日报》报端。《新华日报》发表《天津来人谈冀民军纷起抗日》《敌在镇江残暴兽行》《日寇在南京暴行》《我同胞在敌军暴行下的惨剧》《敌寇暴行－敌机昨五度侵袭武汉》等多篇文章，积极刊载日军侵华的新闻，以揭露日军的残酷行为，从而激起中国人民乃至世界的抵抗。1938年3月29日，《新华日报》短评《赶快起来制止敌人的兽性》揭示日本在中国的残暴行为，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日寇向陕北延安及晋冀鲁区域的军民，投掷微菌弹，释放剧性伤寒病菌。《新华日报》的报道，一方面是揭露日军的残酷，另一方面是激起广大民众团结一心，共同反抗并制止日军的暴行，维护自己与国家的尊严。《群众》周刊对日军的政治侵略进行了批判。《群众》周刊第1卷第7期发表题为《以团结抗战回答敌人的声明》社论，揭露、驳斥和批判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的真面相，其实质是否认国民政府，提携傀儡政府，对国民政府进行威逼利诱，实现“以华制华”野心，《群众》周刊号召人们：要以民族团结的铁拳，彻底抗日，来回答敌人否认国府、吞灭中国的野心，来打击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这篇社论的发表，及时地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警觉。南京大屠杀后，《群众》周刊饱含对南京人民的同情和对日本侵略的无比义愤，揭露日本侵略者是“以杀人为儿戏的野兽”。《群众》周刊进一步分析了日本侵略者的各种暴行与激起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内在联系，指出这是由日本侵略者所发动的侵华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决定的。此外，《群众》周刊还揭露日军的文化愚民政策。《敌人的欺骗政策与难民问题》一文即指出：日本侵略者每到一处，一面摧毁当地的文化机关，焚毁学校，封闭报馆；一面修改教科书实施奴化教育，成立汉奸报馆，宣传其所谓“王道乐土”，提倡迷信，利用佛教，作为他们联络民众的桥梁。他们想用文化改造中国人民，实行文化侵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侵略者“采用怀柔的欺骗手段，作为进攻中国的另一种补充办法，日本侵略者企图用这种方法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造成一些可以被他利用的汉奸顺民，由此去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毒计，去巩固其占领区域中的统治”。二是宣传巩固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抗日战争需要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并指出抗日的民族团结是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庄严宣告了办报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自创刊起，《新华日报》就担负着“传达中共抗战主张，维护抗战统一战线”的重任。在抗敌建国的目标下，全国的各党派和民众团体，都要更加精诚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新华日报》发表多篇社论呼吁团结抗战。其中《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指出：日寇是全中华民族的敌人，为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为了获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为了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愿同胞努力巩固国内各民族的抗日救国大团结。另一篇社论《加强抗日各党派的团结》则明确提出了“三个必须”：必须继续扩大和巩固各抗日党派的团结与合作，必须吸收各种职业和救亡民族团体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把已有的各种民族团体和组织充实起来，把还没有组织的民众组织起来，或吸收到现有的组织内来。以上两篇社论，就明确指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必须坚持各民族、各党派及民众团体之间的团结抗战。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周恩来专门在《新华日报》上发文，纪念孙中山先生。他在文章中强调，纪念中山先生最好和最真诚的办法，当前首要的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的伟大的中华民国。4月上旬，周恩来在国民党第三厅发动的武汉各界抗战宣传周活动中，又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指导如何开展抗战宣传，其目的也是动员民众积极加入抗战的队伍，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的创刊宗旨便是“自救危亡”，该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启事》明确指出：“本刊固然是愿意把自己救亡所见贡献于国家，但更大的希望，是在于收集一些各地救亡的实际情形，供给全国救亡工作人员作参考与研究的资料。”《群众》第1期摘要刊登了王明原发表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4期上的《为巩固和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第3期刊登的周恩来《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一文，明确指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是克服危机的出路。”《群众》同期刊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答青年记者问，阐述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指出：“四个月来的抗战，东西北战场各线的失利，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现时还只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政府还没有与人民结合，成为民族统一战线；军队还没有与人民的力量配合起来，没有成为有高度政治水平的军队。”除此之外，王明、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也都相继发表文章，号召要加强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古在《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一文中指出了“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实行国防经济政策”，“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等。三是宣传抗日持久战，鼓励坚持抗战到底。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党报喉舌，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1938年1月12日，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就发表了叶剑英《目前的战局与保卫武汉》的专论，分析了日军占据上海、南京之后的战略企图，并号召“动员民众积极参战，使军民相互配合起来共同保卫武汉”。随着战事愈益紧张，《新华日报》及时登载日军进攻武汉的新形势。同年10月，周恩来以连载的方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该文不仅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正确主张，还依据形势提出了发展敌后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主张，强调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而对于《群众》周刊，1938年1月8日，周恩来就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强调了争取持久抗战最后胜利的八项具体办法：“(一)巩固前线；(二)建设新军备；(三)建立军事工业；(四)发展敌占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五)进行广泛的征募兵役运动；(六)巩固后方；(七)加强国防机构；(八)运用国际有利条件。”一报一刊都围绕揭露日军暴行、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主题，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力量的新闻封锁，使外界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通过一报一刊的宣传，中共中央长江局较好地塑造及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形象。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主要负责人，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塑造和传播党的形象做出了典范。例如，他在2月3日为《救亡日报》题词中强调：“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群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 3月25日，他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为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4月下旬，他在同《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谈办报方针时指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等等。5月，他不仅出席中共代表团招待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茶会并致词，阐释中共的政策和主张；为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阿Q正传》题词，强调要坚持长期抗战，用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在7月，他还专门为重庆《新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10月5日，他出席武汉记者学会晚会并讲话，指出中国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必须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鼓励青年记者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新闻报道工作。这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大义、家国平安而不懈努力的形象。事实上，《新华日报》是综合性报纸，《群众》周刊是理论性刊物。周恩来在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人时讲道：“《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偏理论化。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群众运动受到国民党的限制和压迫，抗日救国宣传还不够普及深入，民众尚未广泛动员和武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亟需充实和巩固。作为党的机关报刊，需肩负起鼓励人民大众团结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一面加强对中共地方组织的指导，一面加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向全国乃至世界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立场和态度。《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一问世，即引起国内外多方的关注和重视。即使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也受到深刻的影响，在研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后，甚至也撰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而关注中国战局的其他国家，也十分重视《新华日报》，通过它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许多外国记者从《新华日报》获取信息，并经常转发其社论；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的革命人民以及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更是投以信任的目光。一报一刊经常发表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及时刊登党的声明、决定等。主要围绕坚持全面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等问题，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报道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情况。此外，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还经常就抗战问题在武汉发行的其他重要报刊及通过其他方式及时发声，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例如，1938年2月1日，毛泽东就为武汉《自由中国》报刊创刊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2月17日，他还复信《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强调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国共两党、全国各界关于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共同纲领，“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当带着对中国前途担忧的梁漱溟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与他多次交谈。关于梁漱溟最为关注的抗战前途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也成为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除了有组织、有高层领导，还有媒体、有公共政治平台，虽然没有军队和根据地，但中共在大后方维护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大后方民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与国民党的形象形成了对比。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的舆论引导作用是提升党的形象的重要途径。采取媒介手段，向公众尤其是国外公众展现自己的形象，坦陈自己的主张，从而引导公众的判断，以至对别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种有效的对外宣传形式。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运用报刊媒介的传播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揭露日军暴行进行积极抗战、巩固及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及抗日持久战、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塑造和传播了中共抗战的正面形象。这有助于中共在国统区甚至世界范围内提升舆论领导力，扩大对抗战的影响，从而达到自我形象塑造与宣传的效果。

三、设立国际宣传组及中共抗战

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动员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战线上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对国内抗战的宣传，还加强了国际宣传工作，以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宣传工作是外交过程中自然且十分合理的部分。他要求从事国际宣传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多动脑筋，要做到五勤：一是眼勤，就是要多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针；二是耳勤，要多听和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三是嘴勤，要积极有效地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批驳错误的东西；四是手勤，凡事要自己动手，决不可养成懒惰的作风，依赖旁人；五是腿勤，要多走动，广泛结交，不能深居简出。这一思想对推动刚刚开展的国际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决定由长江局负责建立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为了适应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中央长江局专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以加强和扩大对海外侨胞与国际友人的宣传统战工作，对外称八路军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人。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武汉后，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各国记者，又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及外国人士前来访问。这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外界的接触。到武汉后，周恩来提出要积极地做好国际上的宣传工作，并指出“国际宣传仅用政府的名义是不够的”，“在国际方面须获得群众才有力量”，要“尽量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来增强自己抗战的力量”。1938年4月至5月间，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国际宣传组广泛开展外事工作，为中国共产党走入国际社会创造了良好开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外事工作部门。国际宣传组的主要职能有三点：一是对外宣传，主要是把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著作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译成英文，在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上发表，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共的政策主张。同时，也把关于解放区和八路军的材料整理成通讯对外发表。二是给莫斯科国际通讯英文版投稿，宣传中国的抗日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三是开展外事活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其中在进行外事活动时，首先，国际宣传组与来华的国际友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中共代表团到达武汉后，周恩来指示国际宣传组：中国的抗战，吸引了一大批有正义感的国际友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帮助抵抗日本侵略军。周恩来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都给予了热情的接待。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汉口了解抗战局势。一到汉口，她就开始了采访报道和“立即致力于设法改善八路军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多次会见她，向她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月，周恩来接见了美国、加拿大医疗队的领队白求恩。经白求恩同志一再要求，派专人将他送到了延安。1938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斯诺有过一次长谈，周恩来向斯诺介绍了抗战形势，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1938年6月，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来到武汉，在周恩来的支持和鼓动下，与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一起，在中国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并在武汉成立了工业合作社总会。它名义上由行政院长孔祥熙管辖，而实际负责人是艾黎。艾黎到武汉后与周恩来联系，用外国友人的捐款在中国支援开发了几个区，即华南区成都、西北区延安、华中区新四军驻地；并建设了一些小型、分散的工厂，为我军修理枪支，制造弹药、军械和各种简单机械；另外还生产大量的军用生活品，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为此，毛泽东还亲自写了一封信感谢艾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艾黎遇到困难时，周恩来总是热情鼓励他坚持下去，并设法帮他排除阻力。9月，柯棣华、巴苏等人率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周恩来和叶剑英多次会见他们。10月，周恩来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等人。巴苏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接见他们的详细经过。同年，伊文斯以个人的名义来到武汉，他是国际新闻电影界的著名制作家。他想拍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电影，在拍摄了一些国民党的镜头后，还要拍摄一些共产党怎样领导抗战的场面。伊文斯拍摄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指着军事地图介绍战况和其他领导同志讨论军事计划的各种镜头。周恩来的以诚相待，联络了友谊，之后这些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重要的帮助。此外，周恩来还会见了英、美等国的大使，肯定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转向援华的态度，同时又指出了他们对日寇侵华采取“不干涉”和“绥靖”政策的危险性。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号召美国人民募捐100万美元救济中国抗战时，周恩来特地会见了美国总领事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以表示赞赏和感谢。长江局时期，周恩来同英驻华大使卡尔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卡尔到过延安，十分同情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并积极主动宣传我军、我区为新军、新区。武汉时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外国大使直接接触的先例，打破了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外事工作，以宣传为主，也做了不少友好联络工作，为后来重庆时期的外事工作打下了基础。其次，国际宣传组和各国驻华新闻部门建立了互换资料、交流工作的合作关系。周恩来指示国际宣传组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等新闻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及时和准确，往往比国民党通讯社的资料更受到外国记者的重视，以便通过他们让国外广大读者比较清楚地了解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等论述。周恩来除了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还会见过美国总领事戴维斯、《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长江局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一方面向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了解到许多外国舆论和重要的国际消息。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把党的活动从革命根据地开展到国民党统治区，并开始走向世界。再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港澳同胞和华人华侨的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周恩来在武汉所开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抗战时期，日军封锁长江，处于中国南端且为自由港的香港取代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入口，并且成为中国快速沟通欧美各地的交通枢纽。香港的这种特殊地位，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联系海内外唯一而又牢固的纽带。由此，为加强侨胞工作，1937年冬，长江局确定香港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对在香港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联系海内外广大华侨华人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等给予了重要的估量。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协商，获准在香港设立不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同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下设交通、机要、通讯、财务、侨务等部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的事迹；接收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捐助的药品、款项、武器和军用物资，转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动员和组织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回乡参加抗战工作。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前后，周恩来都同英国大使卡尔交流过，希望英国政府通知港督予以关照，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廖承志协助宋庆龄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将国际人士捐赠的医药、物资运到桂林办事处转送延安。在长江局及其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共南方工委及其领导的中共香港工委、中共香港海员工委和中共香港华侨统战工作委员会，紧密同香港八办相配合，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打破国民党对海外工作的垄断，致力于同港澳同胞和华侨华人的联络团结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与理解，以共同抗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属的国际宣传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外交和外宣机构。中国共产党的外事机构从无到有，初创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国际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党对局势的分析、看法，并安排和处理一切属于外事方面的工作。而这也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范畴，政党国际形象塑造与传播直接影响着国际社会、受众对其的态度，直接制约着该党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公信力和生命力。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内加强与外国人士及外国使团的交流，对外加强与港澳侨胞、华人华侨的联络，这对于传播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国际形象，为中国共产党获得世界的认可与支持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长江局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及这些宣传工具和阵地，在国统区的政治中心及重要城市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合法斗争，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及解放区的建设，联系各国友好人士，争取国际上对我国抗日的理解和支援，把很多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的抗战热情逐渐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中共中央长江局大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反法西斯国家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引导海内外华侨抗战救国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族的人民战争。

结　语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坚持抗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使中国共产党由根据地走向全国，争取扩大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还需走向世界，争取获得国际援助与支持，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由此，中共中央长江局冲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限制与封锁，在全国及国际范围内塑造及传播其抗战、团结、民主的先进政党形象，既使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形成客观全面的认知，也让国际社会知晓及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党报委员会，领导创办《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发挥报刊媒介的作用，在国统区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及主张，向国统区乃至世界人民传播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形象。舆论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无论战争或和平年代，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就在传播战场抢占了形象建构的主导地位，而“谁能善用传媒，谁就能在打造政治魅力方面占据有利的位置”。此外，中共中央长江局开展国际宣传，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主导外交事宜。中共中央长江局积极与在华外国人士、外交使团及各国驻华新闻机构接触交流，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中共中央长江局还积极开辟港澳同胞、华人华侨及国际友人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在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印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与传播了自身政党形象。总体上看，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中国共产党塑造与传播的形象包括两方面。一是抗战引领者与积极抗战的形象。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充分发挥自己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强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抗战引领者的作用。在国内的抗战斗争中，积极抗战；在国际上积极寻求外援，以获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二是负责、合法政党的形象。为使中国共产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发展和巩固自己，争取在全国的公开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对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权，力求成为能肩负起全民族抗日战争领导重任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中央长江局的国际宣传，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打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唯一身份认同。中国共产党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为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理解、同情与支持，同时更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新的认识，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塑造也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因此，无论和平或战争年代，都应重视政党自身形象的塑造。执政党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运作主体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形象问题构成自身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是衡量政党民众信任度和支持率的重要尺码。“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随着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逐渐增强，地位不断提高。世界希望了解中国，中国也需向世界进行自我引介。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与传播是赢得国内及国际舆论斗争主动权的必然要求。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话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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